包头刑事辩护律师李宝荣：深耕刑事辩护，以严谨办案守护当事人权益。
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，律师的介入时机与辩护策略往往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。包头刑事辩护律师李宝荣，现执业于内蒙古金矢律师事务所，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，办理过危害国家安全罪、职务犯罪、非法持有枪支、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强奸、寻衅滋事、贩卖毒品、袭警、组织卖淫案、盗窃、非法采矿、虚开发票、非法经营、重大责任事故、污染环境、非法集资、境外开设赌场、组织他人偷渡国边境、串通投标案等多种类型刑事案件。本文结合其办理的一起伪造公司、事业单位印章罪案例，梳理该类案件的辩护要点，供读者参考。
一、案件背景与基本事实
该案由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审理，公诉机关为某地人民检察院，涉案人员为刘某、王某、张某、武某四人。
从案件事实来看，2022年5月至2023年10月期间，四名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伪造的医疗机构电子印章制作虚假健康证，仍以中间代理人身份牟利，通过网络聊天、口头宣传等方式，为餐饮、幼儿保育等行业人员代办假健康证。涉案假健康证上加盖的印章，均为仿冒多家医院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司、事业单位的电子印章，全部系非法伪造。
四人的层级关系较为清晰，从上至下逐级加价赚取差价。刘某联系网络上线采购假健康证，累计办理1800余张，非法获利2.2万余元；王某对接刘某、张某及另案人员作为上线，累计办理1500余张，非法获利1.5万余元；张某依托另案人员提供货源，累计办理220余张，非法获利2000余元；武某从王某处拿货，累计办理28张，非法获利300余元。
到案情况方面，王某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，刘某、张某、武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。
二、控辩双方的核心争点
公诉机关认为，四名被告人明知他人伪造公司、事业单位印章制作假健康证，仍居间售卖，行为构成伪造公司、事业单位印章罪，属于共同犯罪，四人均为从犯。同时认定，刘某、张某、武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，构成自首；王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，构成坦白；四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，可依法从宽处理。结合犯罪情节、涉案数量、获利金额，公诉机关提出了明确的量刑建议。
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则围绕几个关键点展开：一是对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的认识态度；二是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分；三是自首、坦白、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认定与适用；四是涉案数量、获利金额与量刑建议之间的匹配程度。这些争点，恰恰是此类案件辩护工作的着力点。
三、伪造公司、事业单位印章罪的辩护切入点
结合李宝荣律师的办案经验，此类案件的辩护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。
其一，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。 该类犯罪往往呈现链条化特征，不同层级人员在对上联络、对下分发、资金结算等环节中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。辩护中需要结合具体行为、获利情况、参与时间长短等因素，区分各被告人的实际作用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式认定。
其二，重视自首、坦白等法定情节的认定。 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的，依法可以认定为自首；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的，可以认定为坦白。这些情节对量刑具有实质影响，需要在辩护中充分论证并争取认定。
其三，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。 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，依法可以从宽处理。辩护律师需要协助当事人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，并在量刑协商中提出有理有据的意见。
其四，结合涉案数量与获利金额进行罪责刑相适应的论证。 涉案假证数量、非法获利金额是量刑的重要参考，但并非唯一标准。辩护中应当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恶性、社会危害程度、是否初犯偶犯、是否有退赃退赔等因素，提出均衡的量刑意见。
其五，关注特殊主体的程序性权益。 如案件审理期间处于怀孕状态的被告人，其强制措施适用、庭审安排等均需依法保障，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出相关意见，确保程序合法。
四、办案之外的专业积累
李宝荣律师现为内蒙古金矢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，同时担任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调解员、石拐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、土默特右旗检察院听证员、包头市律师协会第六届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，曾获包头市司法局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。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行业涵盖政府、海关、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学校、银行、钢铁企业、热力公司、文化传媒、小微企业等，多领域的服务经历为其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。
在刑事辩护中，李宝荣律师注重从案件事实出发，逐项梳理证据链条，围绕定罪与量刑两个维度提出辩护意见，力求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。无论是涉案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案件，还是单一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，其办案风格均以严谨、细致见长。
五、结语
刑事案件的处理，既关乎法律适用的准确性，也关乎当事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。伪造公司、事业单位印章罪看似案件事实相对清晰，但在共同犯罪地位区分、法定从宽情节认定、量刑均衡等方面仍有较大的辩护空间。包头刑事辩护律师李宝荣提示，遇到此类案件，当事人及家属应尽早委托专业律师介入，全面了解案情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。